【作者】[英]劳伦斯•里斯

【译者】朱任东

【出版单位】译林出版社

奥斯维辛（1943—1944）

直到现在，奥斯维辛才成为大屠杀的中心。但是要记住，即便新的一体化毒气室在比克瑙已经投入运转，营地的杀人能力大大增强，奥斯维辛仍然在纳粹国家内继续承担多种功能—而不仅仅是灭绝。

集中营的真实情况如此可怕，其最令人吃惊的功能是，居然可以为纳粹提供宣传。在1943年初，有五千名犹太人从布拉格西北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来到奥斯维辛—比克瑙。他们与其他犹太囚犯不同，可以住在比克瑙的“家庭营地”中。男人和女人还是分开居住的，但儿童没有被直接送进毒气室，而是可以和父母之一生活在一起。纳粹要求他们给仍留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亲属写明信片，目的是蒙骗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视察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使其相信比克瑙仅仅是一个劳动营。几个月后，一旦纳粹认为“家庭营地”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几乎所有人都被送进毒气室杀害。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另一个功能是逐渐开展的医学试验，这也是它和“莱因哈德行动”集中营的不同点。奥斯维辛最为臭名昭著的医生约瑟夫 • 门格勒博士是在1943年春季来到这里的，当他对双胞胎和侏儒的“研究”连同集中营其他罪行一起被揭露出来时，全世界都为之震惊。他在工作中得到了一些囚犯的协助，威廉 • 布拉塞是其中之一，1940年时他二十一岁，作为波兰政治犯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到了1943年，他成了集中营里服刑时间最长的囚犯之一。他接受过摄影师的训练，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德国医生正是想利用他的这一技能。他说：“我和门格勒博士谈过，他对我说，他会让女人去我那儿，犹太女人，双胞胎、三胞胎以及各种各样的人。他想要我拍摄她们的正面、侧面和背面的全身裸体照……这些女人感到非常羞愧和害怕，孩子们都被吓坏了，她们甚至都不敢互相交谈。她们看上去都是年轻的女性，正在长身体的女孩子—还没有被折磨到筋疲力尽。门格勒会把她们从运来的人群中挑走……我感到可耻，这是痛苦的、不愉快的……”威廉 • 布拉塞拍到了一些骇人听闻的照片：“他［门格勒］和我说，要从吉卜赛人营地送来一个水疽病人，我已经忘记了这种疾病的另一个学名了［坏疽性口炎，吉卜赛人营地的流行病］……他们送来了一个年轻的吉卜赛人，他的脸上有水疽，你可以看到整个下颚骨露了出来。他［门格勒］告诉我，必须从侧面拍摄，这样才能看到骨头……这些东西经常浮现在我眼前。战后我经常做噩梦，要么是有人从门格勒博士那里来，要么是他们在找我，把我拉去枪毙。”

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医疗道德的堕落，门格勒博士的所作所为无疑在公众记忆中占据中心地位，对此不难解释，门格勒到奥斯维辛时三十二岁，相貌英俊，是一名得到过勋章的退伍老兵。毫无疑问，他很勇敢—曾因从燃烧的坦克中救出两名士兵而获得铁十字勋章—而且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幸存者经常会对他的制服和漂亮的靴子进行评论，他和那个淌着汗、红着脸的党卫军屠夫形象完全相反。

门格勒是个铁杆纳粹。1937年他就加入了纳粹党，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他就表现出了对民族社会主义完全的忠诚。他也是一个狂热的种族主义者，相信自己是优秀种族的一员。但他来到奥斯维辛之前并没有表现出肆意施虐的一面—正是在集中营里他展示出了这一面。他似乎很喜欢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力，无论是在“斜坡”上，还是在医院的营房里，他都有决定哪些囚犯去死的权力。

对门格勒来说，奥斯维辛就是一个大型的医疗游乐场。他可以按自己的想象设计出任何医学试验，以进行所谓“种族”研究。他特别感兴趣的是遗传学，以及基因是如何在家庭内部传递的—因此他特别热衷于在双胞胎身上进行试验。薇拉 • 亚历山大是一名“卡波”，负责照看门格勒挑选的双胞胎，她记得他们经常痛苦地叫喊着从门格勒那里回来。在和门格勒近距离接触后，她说她根本无法“理解他的残忍”。门格勒博士在研究双胞胎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为一旦在双胞胎之一身上完成了试验，两人都可以杀掉，他们的尸体将被解剖以进行比较。正如协助门格勒的囚犯米克洛什 • 尼兹利博士所说：“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到哪里可以找到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死去的孪生子？”但在奥斯维辛“这样的双胞胎有几百对，进行这样的解剖也很方便”。

门格勒并不是唯一在奥斯维辛进行医学试验的纳粹医生。例如，卡尔 • 克劳贝格教授和霍斯特 • 舒曼博士都在一栋配备特别设施的医疗大楼里进行绝育研究。为门格勒拍摄照片的威廉 • 布拉塞也拍摄了接受这些绝育试验的妇女在麻醉下的照片。这些妇女被放在一张特殊的妇科椅上，医生们“会扩展阴道，用钳子把子宫拉出来，我再拍照。不是拍整个人，只是拍生殖器和子宫。有几次我用的是彩色胶卷，在这边的暗室里没法冲印，我们没有冲印彩色胶片的暗室，得把它送到柏林……看到这些景象让我感到糟糕透了。我听说许多接受试验的妇女后来都用注射的方法杀死了”。

卡尔 • 克劳贝格曾在哥尼斯堡大学担任妇科教授，和门格勒一样，他也是一名坚定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希姆莱对他的工作很感兴趣，亲自批准他将奥斯维辛用作人类研究实验室。正如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党卫军对绝育相当感兴趣。克劳贝格在试验中向妇女注射了各种药物以阻止受孕。协助克劳贝格的斯洛伐克犹太人西尔维娅 • 维塞拉说：“这些妇女遭受了可怕的痛苦，发着高烧。我负责测量她们的体温，操作X光机等。”

克劳贝格用的是注射方法，而他的同行舒曼博士则用给受试者大量辐射的方法。西尔维娅 • 维塞拉回忆说：“在她们身上进行了X射线强度对小肠影响的试验，那真是不堪入目。那些女人一直在呕吐，实在太可怕了。”西尔维娅承认，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期间，她对痛苦变得麻木了：“如果你被打得很厉害，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你明白那种感觉吗？不，你不明白，因为你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但是，正如我之前说过的，一旦你被狠狠地打过，不久以后你就不会再有感觉了，因为你已经麻木了。唯一可以拯救自己的办法……就是成为一个麻木的人。”她自己也被迫接受了克劳贝格的一次医学试验：“我病了，他们在我身上做了一些试验……战争结束后我结婚了，不幸的是，尽管做过这些试验，我还是怀孕了，不得不进行一次非常令人讨厌的堕胎。医生对我说：‘够了！再也别怀孕了。’”

对囚犯进行医学试验并不仅限于奥斯维辛，其他集中营的医生也参加了进来。战争开始后不久，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医生就让囚犯暴露在芥子气中，以测试其毒性。而一些最为臭名昭著的试验是在达豪集中营的西格蒙德 • 拉舍尔博士的主持下进行的，1942年，有的囚犯被关在密封的房间里，纳粹对他们的身体能承受多大的气压进行了测试。还有囚犯被扔进冰水中，以评估被击落的机组人员在冰冷的海水中能存活多久。这些研究对于德国空军当然有价值，但空军里并非所有人都欣赏这种以性命换来的研究。

1942年10月，当拉舍尔博士向航空部的高级官员介绍他的成果时，他感到在听众中隐约有些不安。就在会议之前，希姆莱在给拉舍尔博士的一封信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认为，那些宁愿德国士兵被冻死也反对人体试验的人都是大大的叛徒，我无法克制向有关当局报告这些先生的名字。”甚至有证据表明，希姆莱要求希特勒批准这项研究。希特勒认为：“就国家的福祉而言，原则上必须接受人体试验。”

纳粹人体试验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之一，是拉舍尔博士为了让一名暴露在严寒中失去知觉的囚犯复苏，将他放在两名裸体的女性囚犯之间。提出这个想法的人是希姆莱，他认为“一名渔妇会把冻得半死的丈夫抱上床，用这种办法使他苏醒”。

在达豪和萨克森豪森，许多接受医学试验折磨的囚犯都是非犹太人，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到1943年初，德国战前建造的集中营里只有不到四百名犹太人。13即便在奥斯维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门格勒博士可以挑选辛提—罗姆人，就像他挑选犹太人一样容易。对于门格勒这样的人来说，纳粹的意识形态可以为从灭绝犹太人到致命医学试验的一切屠杀行为辩护，这些行为都是某个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里，专业医疗人员是种族国家内生死的仲裁者。

奥斯维辛集中营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庞大的集团，涵盖了许多不同的职能和目标，它们之间的界限有时是模糊不清的。那些波兰政治犯的命运正是如此，例如，塔德乌什 • 斯姆林茨基的个人经历说明了，在比克瑙的毒气室里，非犹太人的痛苦是如何与犹太人的痛苦联系在一起的。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时，塔德乌什十五岁。他和家人住在离奥斯维辛只有几英里远的扎托尔。德国人不让波兰人接受进一步的教育，他被迫离开学校。1940年9月，他十六岁的时候，被送到德国去强迫劳动，但是到11月，他逃跑了，逃到了克拉科夫一位姑妈那里。五个月后，他心想德国人已经忘记了他，于是回到了扎托尔的家，然后开始主动反击德国人。他帮助人们偷渡德占上西里西亚和普通政府辖区之间的边界，还印制谴责德国人的传单。1943年12月，他想出一个计划来帮助关在附近营地的波兰人，第一步是把几张面包配给券交给一位朋友。“他正打算买些面包，”塔德乌什说，“趁党卫军不在的时候把面包送给囚犯。我把这些配给券给了他。不幸的是，他好喝酒，并在奥斯维辛火车站卷入了一场争吵。他被捕后在他身上搜出了这些配给券。他后来告诉我，当时他遭到殴打，别无选择，只能交代说我已经逃离德国，曾经散发传单并对逃犯提供帮助。”

塔德乌什被逮捕并送到梅斯沃维采监狱—那是一个“殴打和逼供”囚犯的地方。在那里，他签下了德国人摆在他面前的供词，因为“否认毫无意义”。梅斯沃维采监狱要对犯人进行评估，以决定下一步送往何处。塔德乌什最害怕去的是奥斯维辛，因为他知道在主营地第11号楼有一个可怕的“警察法庭”。1944年的春天，他得知了自己的命运。他和其他五十多名囚犯被装上卡车，在骑摩托车的警察押送下离开监狱。“车队左转后，”他说，“我们知道要去的是奥斯维辛。大家都静静地坐着，想着自己的命运和家人，因为我们明白这是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他们抵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从刻着“劳动使你自由”的大门下走过，右拐后经过囚犯们居住的红砖建筑，直到第10号楼和第11号楼之间的围墙院落。在这里，来自第11号楼的一百多名囚犯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塔德乌什说，不久以后，“一名盖世太保指挥官，来自卡托维兹的法律博士，带着两个警官来到这里，司法审判开始了。每个人都被叫去单独报告。我们得爬几个楼梯才能从院子走进楼里，然后在走廊里等着。轮到我时，我走进房间，被要求报告我的个人情况。他们宣读了所有对我的指控”。然后，他被告知归入三组囚犯中的一组。没有什么“审判”，也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法庭”只是宣布每个囚犯应该归入哪一组。“他们［法庭的成员］要吃午饭和晚饭，所以这一切将会持续到晚上。”一旦所有囚犯的甄别结束，这三组中的第一组将立即被送往比克瑙毒死。其中有一名教师，和塔德乌什在梅斯沃维采同住一个牢房。塔德乌什说：“在他们走之前，他对我说，如果你能活下去，告诉波兰我们是怎么死的。”第二组囚犯两天后也被送进毒气室。只有塔德乌什所在的第三组的少数囚犯获准住进营地。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历史上，毒死波兰政治犯并不罕见。例如，1944年2月 29 日，从梅斯沃维采送到第11 号楼的一百六十三名波兰人和其他四十一名囚犯在第四火葬场一同被毒死。其中一位年轻的波兰女性，一到火葬场就对党卫军说，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即将死在毒气室里，这里早就不是秘密了，德国人总有一天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当他们进入毒气室时，波兰人唱起了《波兰没有灭亡》和《到街垒去》。这提醒我们，这些人同样勇敢地面对死亡，而不仅仅是犹太人。

塔德乌什 • 斯姆林茨基对于自己在第11号楼的“审判”后没有立即被杀感到“惊讶”。他一旦进入了主营，好运就来了。有两名身份较高的囚犯都和他建立了特殊的私人关系。第一个是一名“卡波”。“那个人很明显在梅斯沃维采就知道我，那时我在各个楼间抱着罐子送食物。那人告诉我他会照顾我的安全，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让我在心理上更坚强。”

次日，塔德乌什遇到了第二个愿意帮助他的人。“他作了自我介绍，说我的父亲在当市长时曾和他一起工作过。他把当天的面包配给了我，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他告诉我，‘别被他们杀了。在行进或集合时，记住不要站在队伍的四周，他们经常攻击站在那些位置的人，所以要坚持站在队伍的中间’。他离开之前再三叮嘱我‘别被他们杀了’，后来自己却没能幸免于难。从一开始我在心态上就十分积极，因为我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塔德乌什很快明白，争取到在营地“内部”劳动是很重要的。在外面挖沟或修路的劳动队不得不在严寒或大雨中受苦，很少有人能坚持下去。塔德乌什被分配到一座大楼的建筑队里，主要在主营范围内劳动，因此避免了这一命运。

塔德乌什非常清楚奥斯维辛的功能之一是屠杀犹太人。有一次，半夜里他听到在大楼外面“一阵骚动”，于是他目睹了一场大规模屠杀，心灵受到了震撼。“我非常小心地透过窗户偷看，以免被人发现和处决。那些男人—都是年轻人和中年人—全都赤身裸体。他们被带到主营来，而家人都已经被毒死。他们被命令分成五人一组，但他们惊慌失措，每个人都想和兄弟、父亲或朋友在一起。带着狗的党卫军和‘卡波’们殴打他们，灯光照射着一群人的身体，这真是一幅可怕的情形。”他想象“如果我的父母被毒死了，而我还活着，这是什么感觉。这一定是一场可怕的经历—面对命运时的无助感，一个人无法做任何事来拯救自己所爱的人”。

他想不明白，党卫军怎样能一面在他面前干出这样骇人听闻的暴行，一面还自认是文明人。在比克瑙，他听到“营地的管弦乐队演奏着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作曲家的名作，党卫军则坐在火葬场里，孩子、母亲、女人、男人都在化为灰烬，而他们只是坐在那里无动于衷。现在，我觉得他们很高兴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准备参加一场文娱活动，他们没有感到任何难过。比克瑙的风把死亡集中营上空的烟尘吹了过来，但他们只是坐着聆听莫扎特和其他人的作品。人类竟然可以干出这样的事来……”这样的经历强化了他小时候形成的世界观。“作为一个十三岁的男孩，我曾经读过很多书，也听收音机，我坚信地球是被犯罪所包围的，人类有太多的邪恶。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生活是毫无意义的。”

但是，对于奥斯维辛的党卫军奥斯卡 • 格罗宁来说，营地里发生的事情至少还有些意义。1943年，他二十二岁，在集中营的经济部门工作，清点了从抵达的犹太人中剥夺来的财物。作为一名坚定的民族社会主义者，他吸收了纳粹主义的要义：“我们对自己的世界观深信不疑，那就是，犹太人对我们有一个巨大的阴谋，这一观念的表达就是奥斯维辛—犹太人使我们陷于苦难，这必须加以防止，绝不能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覆辙，要杀死德国国内的敌人—如果有必要就杀光他们。前线和后方的战斗是没有区别的—我们消灭的仅仅是敌人。”

然而，信仰这些理论是一回事，而实际面对大屠杀则是另一回事。通常，奥斯卡 • 格罗宁不会感到恐惧，因为他的大部分工作时间都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但是当看到屠杀的血腥场面时，他同样感到震惊。有一次，他看到在比克瑙露天焚烧的尸体：“火苗在向上蹿，‘卡波’告诉了我后面的焚烧的细节，非常恶心和可怕：当尸体开始燃烧时，会从肺部或其他地方产生气体，这些尸体似乎会跳起来，男性生殖器会突然勃起，他觉得这很好笑。” 但是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格罗宁在营地的生活是舒适的—和他担任的其他岗位相比几乎是奢侈的。在奥斯维辛服役的三千名党卫军中，大多数人和他一样，自己的双手从来不用沾染鲜血，只有少数党卫军在火葬场里工作。对他来说，与杀戮保持“距离”是“关键的事情”，这使他能够以一种相对惬意的方式继续工作。他在业余时间喜欢参加体育活动，例如代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田径队参加跳高比赛。

因此，在许多方面，奥斯维辛对于党卫军来说都是很有吸引力的岗位。不仅没有战死的危险，而且吃喝都很好—大部分都是从到达的犹太人那里弄来的，还有机会发财。1943年，一名负责调查营地腐败的党卫军官员说：“党卫军工作人员的所作所为已经逾越了士兵应有的准则。他们给人的印象是士气低落和残忍的寄生虫。检查他们的储物柜，可以发现大量的黄金、珍珠、戒指和各种货币。”

但是，激励党卫军在奥斯维辛工作的不仅仅是发财的机会。正如奥斯卡 • 格罗宁所说的，他们被告知自己的工作对帝国的安全非常重要，犹太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幕后主使，必须在这场战争中坚持战斗以阻止红军摧毁德国。因此，格罗宁和他的同事们始终致力于不分老幼大规模屠杀平民。

1944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就任总理十一周年纪念日发表了一次演讲，格罗宁应该会理解希特勒在这次演讲中所表达的观念背后的理由。希特勒选择在东普鲁士的司令部发表演说，再通过电台广播。柏林运动场上群众欢呼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没有什么好消息值得庆祝，所以在群众面前希特勒宁愿躲起来。在演讲中，他似乎仍然对英格兰—他一直这样称呼英国—站在苏联而不是德国一边感到困惑。“德国的胜利意味着欧洲的保存，”他宣称，“苏联的胜利则意味着它的毁灭。”

根据希特勒的说法，问题在于，“伦敦的战犯”现在发现，他们无法“从作茧自缚中解脱出来”，因为他们的“退路”已经被“犹太操纵者”切断了。希特勒说，他们在对付犹太人方面犯了一个错误，因为“所有国家一旦像英格兰那样献身于犹太人，就会死于这场瘟疫。除非它在最后一刻团结起来，强行将这些病菌从自己体内清除出去。认为有可能和他们和平共处，甚至指望把自己的利益和那个腐烂民族的发酵物相调和，就和幻想人体可以接纳鼠疫杆菌无异”。

希特勒的世界观，正如他在这次讲话中所表明的那样，仍然是扭曲和残忍的。德国的不幸应归咎于犹太人，就像他们在1914年至1918年间破坏了战争一样，他们现在也在破坏战争。希特勒对此当然全都知道，唯一令他费解的是，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意识到他们被犹太人欺骗了。

当时究竟有多少德国人相信希特勒的这番鬼话已经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自从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败以后，人们对希特勒政权的支持度正在下降。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这一事实—连纳粹自己的报告都这样说。一份典型的报告称，公众现在“敢于公开批评元首本人，并用卑鄙刻薄的方式攻击他”。流行的许多笑话之一是，希特勒现在正在写一本《我的奋斗》（Mein Kampf）的续篇，名字叫《我的失误》（Mein Fehler）。当然，如果让盖世太保抓到了，惩罚将是严厉的。

然而，无论人们是否相信希特勒的言论，甚至可以说，无论人们是否相信德国会战败投降，来自东方“布尔什维克”们的威胁却是真实存在的。意大利人可以在战争中转变立场，接受盟军相对温和的占领。而德国人明白，他们在东线打的是一场“毁灭性战争”，红军正在步步进逼。如此看来，希特勒关于德国战败就面临“毁灭”的警告并非夸大其词，而更像是对未来的准确预测。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人似乎觉得除了继续战斗下去别无选择。正如希特勒的党卫军副官弗里茨 • 达尔格斯所说的，一个人没法“从飞驰的火车上跳下来”。

1944年5月26日，希特勒在私下和将军们谈话时强调了利用战争间隙同犹太人斗争的重要性。“通过清除犹太人，”他说，“我把任何革命的可能消弭于无形。当然，你可以对我说：‘好吧，你解决这事的时候就不能更简单些—或者无法更简单，因为其他的事更复杂—但更有人情味一些？’先生们，将军们，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生死攸关的斗争。”因此，对犹太人的战争仍在继续，并且愈演愈烈。意大利的投降，再加上对整个法国的占领，以及由此带来的法国安全部队的变动，使得德国人在一些占领区驱逐犹太人的能力得到了加强。

1943年12月，约瑟夫 • 达尔南被任命为法国警察总监，标志着德国人打算对法国犹太人迅速下手。达尔南是法国亲德的民兵组织“米利斯”的头目，他之前就加入了党卫军，获二级大队长（少校）军衔。这意味着到1943年底，一名党卫军分子控制了法国的警察部队。遭到驱逐的法国犹太人的数量激增—从1944年1月20日至8月17日，有近一万五千名犹太人被送进奥斯维辛。所有之前法国警察用来保护犹太人的借口都被扔到一边了。

1944年初，艾达 • 格林斯潘是一名十来岁的犹太人，她躲在法国西南部的勒热纳村。当法国警察来抓她时，她感到震惊。“我不明白，”她说，“我还以为他们是德国警察，我不知道来抓人的正是法国警察。所以当他们来时，我说：‘法国警察怎么能逮捕像我这样出生在这里的法国女孩？’我蔑视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忍住了眼泪，我不想哭，我保持坚定。”

当她来到奥斯维辛以后，同样的意志力使她挺了过来。“你必须适应那种生活方式。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必须适应睡在那样的条件下，必须努力工作，必须适应不停地被人呼来喝去，穿得也很差。如果你精神能适应，身体就能跟上，如果你精神适应不了，身体也就跟不上了……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比三十五岁或四十岁的人过得好很多的原因。四十岁在这里已经是最大的了。在我们这些年轻人身上，生存的意志更强烈。”她来这里不久，其他囚犯就告诉她“这里有毒气室”，但看上去周围不可能有这样的地方。“没有人信他们，”艾达说，“我们中没有一个人信他们，这完全不可能。我们说他们不是在开玩笑就是疯了。”只有在她闻到了来自比克瑙火葬场的有毒气味后，她才“终于”相信了这样的说法：“也许他们关于气味的说法是对的，那里真的是在烧人。”艾达说，当她在集中营里生活时，从来没有过“为什么是我？”的感觉。她始终很清楚谁是有罪的，应当为她的被捕和最后的痛苦负责。直到今天，作为一名骄傲的法国女性，她从未忘记过她的同胞们在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

尽管来自欧洲沦陷各地的犹太人正在比克瑙的毒气室中死去，今天我们称之为大屠杀的整个体系也早已建立，但总体情况仍然是十分复杂的。比如说，虽然波兰的大多数隔离区都已经被清空，但仍有一个例外，比如罗兹隔离区，那里仍有大量的犹太人幸存。这再次说明，大屠杀的实施方式在各个地方是不一样的。1944年初，仍有超过七万五千名犹太人居住在罗兹隔离区，因为瓦尔特高的地方长官阿尔图尔 • 格赖泽尔说服希姆莱，犹太人的劳动成果证明了应该把他们留在那儿。

犹太隔离区的领导人莫迪凯 • 哈伊姆 • 罗姆科夫斯基想尽办法来取悦德国人。他所做的最为声名狼藉的一件事就是，在1942年9月把数千名最为病弱的犹太人交给了德国人。9月4日，他在隔离区发表讲话：“我从未想过，我会被迫亲手把牺牲品送上祭坛，在我的晚年，还必须伸出手去乞求：兄弟姐妹，把他们交给我吧！父亲母亲们，把你们的孩子交给我吧！” 罗姆科夫斯基之所以说这些话，是因为纳粹告诉他，他们想减少隔离区里“无用的食客”，而且，由于孩子不能工作，在纳粹的眼里，他们也是“无用的”。当听到孩子们要从父母身边被带走并被遣送出隔离区时，听众们的反应是“可怕的哀号”。罗姆科夫斯基所说的还不仅仅是孩子，病人也要离开。他说：“隔离区里有许多病人只能再活几周，甚至几天。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邪恶，但我必须说：‘把病人交给我。在他们原来所处的地方，我们可以拯救健康的人。’”罗姆科夫斯基恳求隔离区的居民能够“冷静地思考”，设身处地为他考虑，然后，“你就会明白，我别无选择”。许多听他讲话的人对此完全不以为然。“我听到那个演讲时十七岁，”露西尔 • 艾肯格林说，“我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向父母索要孩子，到现在还是无法理解。人们都在喊：‘你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怎么做得到？’”雅各布 • 泽贝斯坦是另一个听到过演讲的犹太人，他也对此深感愤怒：“罗姆科夫斯基是个懦夫，在送走孩子之前他应当自杀。”

当犹太警察来抓孩子和病人时，可想而知，这些场景是多么撕心裂肺。约瑟夫 • 泽尔科维茨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孩子用两只小胳膊抱住母亲的脖子，这无济于事；父亲躺在门槛前，像垂死的牛一样嚎叫，‘除非跨过我的尸体，你才能带走孩子’，这无济于事；老人把瘦骨嶙峋的胳膊紧贴在冰冷的墙壁和床上说，‘让我静静地死在这里’，这无济于事；老妇人俯伏在他们的脚下，恳求道，‘我的孙子都已经和你们一样大了’，这无济于事；病人把发烧的脸颊埋在被汗水浸湿的枕头里，流下了最后的眼泪，这也无济于事。完全没有用，警察必须完成他们的任务。”

在犹太警察的协助下，德国安全部队的表现极为残暴。一位母亲拒绝交出她四岁的女儿，纳粹给了她三分钟时间重新决定，但她仍然拒绝执行命令，结果她和她的女儿都被枪毙了。埃斯特拉 • 弗伦基尔是一位在隔离区当局工作的年轻女性。她记得，当孩子们被从父母手中抢走时，他们的尖叫声“响彻天空”。她自己在隔离区中还算幸运。

虽然她没有孩子，但她得到了十份释放表格，这些表格将拯救十个孩子或病人的生命—她可以选择把它们交给谁。就和参加这一行动的犹太警察一样，隔离区工作人员也可以拯救他们自己的亲人。她说：“我也有个很亲密的家庭，我有一个叔叔，我必须得救他，他有个孩子。我对自己的家人肯定要更亲密，我得把他们都照顾好，这些表格我首先必须考虑自己的亲人……这些悲惨的事让人哭泣，但当到处都在哭泣时，人们只能优先考虑自己的处境。”

只有少数犹太人能够拯救自己的家庭—而这些受益者往往就是负责带走他人子女的人—这一事实引起了普遍不满。当时犹太人记录编辑的《罗兹隔离区年鉴》写道：“以这种方式被免于驱逐出境的人，他们没有为社会做出任何贡献，甚至没有在这里从事任何有特别价值的工作，我们再说一遍，他们靠的仅仅是关系。”

雅各布 • 泽贝斯坦发现，他的母亲即将被驱逐出隔离区内的一家医院。他急急忙忙地跑到医院，发现两名犹太警察站在门口。幸运的是，其中有一位犹太警察叫罗密克，是他的朋友。他们一起进了医院，雅各布开始喊：“妈妈，妈妈！”医院人满为患，很难找到她。但最后，他听到从锁着的门后传来母亲的叫声：“这里！”雅各布打开门，里面拥出一大群人。“我抓住母亲奔向二楼，因为犹太警察开始跑过去把所有人都赶回房间。”他想通过罗密克用手表贿赂一名把守医院大门的德国警察，但遭到了拒绝。于是，“唯一的出路”只剩下窗户，母亲紧紧抱着雅各布，他从铸铁水管上爬了下来，把母亲带回了家。然后，雅各布说，他们举行了“前所未有的盛大庆祝”。

虽然隔离区里的人不能肯定孩子和病人要被送去杀死，但他们知道某种可怕的命运在等待那些人。毕竟，他们觉得纳粹没有理由要照顾孩子和病人。为此，留在隔离区中的人—特别是孩子的父母—因他们所爱的人被迫独自承受痛苦而深受折磨。随着时间的推移，死亡集中营的消息传到了隔离区。1944年初，雅各布 • 泽贝斯坦已经得知了奥斯维辛的一切。他在一个建筑工地上遇到了一个波兰木匠对他说：“我曾去过奥斯维辛。”雅各布“并未在意，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奥斯维辛，径直走了过去。在回来的路上，他拦住我说：‘你知道奥斯维辛吗？’我说：‘奥斯维辛在哪里？’他说：‘离克拉科夫不远。你知道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吗？他们在毒死犹太人。’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曾在那里待过，我在那里当木匠。’当然，对我来说，这种震惊是前所未有的。”雅各布急忙求见罗姆科夫斯基，把这一情况向他报告。罗姆科夫斯基扇了雅各布一巴掌，“对我大叫道：‘我要把你从隔离区送出去，如果你对任何人说了一个字，我就把你从隔离区送出去。’”

1942年9月驱逐事件之后，隔离区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但纳粹的一场权力斗争却在这里悄然涌动。阿尔图尔 • 格赖泽尔想把犹太人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目的是出于个人的贪婪，因为隔离区是他的财源。甚至连隔离区里的工作人员，比如埃斯特拉 • 弗伦基尔，都知道直接掌管隔离区的纳粹官员汉斯 • 比伯在向格赖泽尔行贿。“比伯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埃斯特拉说，“他只要给上峰送礼，就可以继续让隔离区存在下去，他也可以继续在这里作威作福。”

1943年，希姆莱想把这个隔离区变成集中营，以此来达到控制它的目的。但他不仅遭到了格赖泽尔的反对，还遭到了德国国防军的反对。国防军认为，隔离区是一个有用的劳动力来源。格赖泽尔的部下一度提出要求希姆莱为移交隔离区支付一笔巨额费用，但遭到对方拒绝。谈判一直拖到1944年5月，希姆莱终于失去了耐心，下令关闭隔离区。很快，外部因素就使得关闭隔离区不可避免，次月，苏联红军取得了重大进展，兵锋直指罗兹。6月23日，犹太人被分为十批送往四十英里外的海乌姆诺，第一批约七千人—那里的毒气车专门用来屠杀罗兹隔离区的犹太人。

1942年，在“莱因哈德行动”死亡集中营建立之后，从罗兹和波兰其他的地方抓来的犹太人不再送往海乌姆诺，这里的固定设施都被拆除了。为了抹掉犯罪痕迹，当时村内用来停放毒气车的大宅子也一起被炸掉了。现在，屠杀又要重新开始，党卫军指挥官汉斯 • 博斯曼不得不重新考虑整个屠杀过程。他们决定不把毒气车停放在村子里，而是转移到先前埋尸体的森林里。他们建造了营房，将其伪装成一个更大营地的一部分，附近还建有一座焚尸炉。

1944年6月，第一批来自罗兹隔离区的犹太人抵达这里，他们被带到村里的教堂过夜。第二天，他们被分批转移到森林中的营房—每批的人数是根据森林里的毒气车数量决定的。犹太人在营房外集合时，纳粹告诉他们将去往德国的某座城市劳动。这一次的欺骗要比以前更为小心，这座城市的名字要和犹太人离开罗兹隔离区时被告知的目的地一致。然后，党卫军说，犹太人必须在消毒室接受医学检查和消毒，所以必须脱掉衣服。进入营房后，一名身穿白衣的党卫军假扮成医生检查后，犹太人被引到一个他们以为是消毒室的地方，实际上那里是毒气车的后车厢。“门被关闭，锁住并闩上。”海乌姆诺的犹太特别劳动队队员西蒙 • 斯雷布雷尼克说，“引擎启动了。废气通过一根特殊的排气管进入货车车厢，毒死了车里的人……车里不停地传来尖叫声和敲门声……当尖叫声停止后，货车开动了，尸体被送进焚尸炉。”

少数犹太人没有立即被杀，纳粹要他们写明信片给隔离区，假装他们已经在德国。写完之后，他们也被杀死。这个险恶的伎俩似乎奏效了，“收到了三十一张明信片，”《罗兹隔离区年鉴》1944年7月25日那一条写道，“所有明信片盖的都是1944年7月19日的邮戳，幸运的是，从明信片上可以看到人们过得还好，重要的是家人一直都在一起……隔离区很高兴，希望从其他所有重新安置的工人那里也能收到这样的消息。”

在纳粹看来，毒气车作为一种杀人工具有许多优点，主要是它们可以迅速部署，但它们也有弱点—最明显的是，它们无法进行大规模屠杀。1942年春天的情况就是如此，毒气车在杀人数量上比不过贝乌热茨、索比堡等固定毒气室，现在依然无法和奥斯维辛相比。党卫军意识到，要杀死罗兹隔离区剩下的犹太人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计划改变了。向海乌姆诺的驱逐在7月15日停止了，当8月驱逐行动重新开始时，罗兹隔离区犹太人的目的地已经不是海乌姆诺，而是奥斯维辛—比克瑙。

那年夏天，来自罗兹隔离区的七万多名犹太人来到奥斯维辛，其中包括马克斯 • 爱泼斯坦和他的母亲。“隔离区并不好，”马克斯说，“我不想为那里辩护，但至少那里还是家园，还有家庭……虽然可怜，但总还有些乐趣。”仅仅过了“二十分钟”，马克斯就意识到奥斯维辛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他说：“这种气味就像烧焦胶片或头发一样，你知道，就是那种有机物的气味。所以，很明显［党卫军在杀人］。”由于马克斯这批人中有专门修理通信设备的熟练工人，他们在抵达时没有进行挑选，而是直接进入了营地。

马克斯回忆道：“我和妈妈坐在一起，他们给我们拿了水。现在隔离区伤寒流行，所以我们从来不喝生水。我对母亲说：‘我想这不是开水。’她歇斯底里般大笑起来，我想她是觉得有我这么个傻孩子，还在担心是不是开水。坐在周围的人都以为她是听说了火葬场的事，因而发疯了。”马克斯的母亲被送到了比克瑙妇女隔离营。当他看到母亲离开时，感到“心烦意乱”，但他并没有“开始尖叫”。他意识到，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否则我活不过两分钟”。随后，他隔着铁丝网对母亲喊道：“你为什么哭，为什么哭？反正我们都要死了，那又有什么用呢？”

马克斯和他的母亲很不寻常，因为他们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罗兹隔离区被送往奥斯维辛的犹太人大多死在那里—包括莫迪凯 • 哈伊姆 • 罗姆科夫斯基，到头来，他所有的妥协合作，所有的阴谋诡计，都没能把他从毒气室里救出来。可是，除了屈服于德国的要求外，他还有别的现实选择吗？华沙的同僚亚当 • 切尔尼亚科夫在犹太人被逐出隔离区时自杀了，但这对于他的犹太同胞毫无帮助。

罗姆科夫斯基是否应当因热衷于与德国人合作而受到批评，这是一件值得商榷的事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犹太同胞的个人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尤其是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侵犯年轻的妇女。战前，当他经营一所孤儿院时，就曾有过此类传言。一旦他在隔离区拥有权力后，他就可以无所顾忌地侵犯女性。露西尔 • 艾肯格林清楚地记得在她十几岁的时候遭到罗姆科夫斯基的“猥亵”。她觉得如果不让他为所欲为，“她的生命就会危在旦夕”，因为他有权将她驱逐出境，他利用了她的脆弱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其他犹太人也能证明罗姆科夫斯基是一个性侵者。他对自己庇护下的犹太人进行虐待，这是一种可怕的罪行，如果他活着，就应当被追究责任。

1944年夏天，当来自罗兹的犹太人抵达奥斯维辛—比克瑙时，集中营关押了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人，包括意大利、比利时、波兰、德国、荷兰、法国、斯洛伐克和希腊，甚至还有来自海峡群岛的犹太人。但是，在1944年间，一个从特定地方驱逐过来的难民在集中营里占了大多数—这个地方就是匈牙利。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数十万名匈牙利犹太人在比克瑙被杀害，这段历史成为大屠杀无与伦比的梦魇。